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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文化相互独立，各具内涵，它们产生于各自民族的历史，是各自民族历史的、文化的和血脉的积淀。我们这个时代，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诚望经过这种激荡，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丰厚，也更具中华民族精神的风采。各民族的文化都很宝贵，无论谁消失了，都不仅仅是可惜，而且不仅仅是创造了那种文化之民族的可惜。
我觉得比如五代南唐人董源的这幅《寒林重汀图》，这种由我国江南的山山水水熏陶出来的画法，尤其是我们从画幅。上嗅到的那种中国人的肤脂之香，如果消失了，仅仅是可惜么？
民族文化中国绘画史上自元代之后，山水画开始以南派为主，而南派的主流画风皆是对董、巨(然)的继承。元四、吴门、松江、四王、四僧等等皆然。认为不继承董、巨的，便不是正宗，甚至被视为邪派、外道、恶习。这种观念自然是一时一代之谈，且不管它，如今只看这幅《寒林重汀图》。此图是董源画风格的典型表现，构图采用唯中国山水画才有的平远式，山石轮廓不突出，多以皴代廓，而柔软的皴笔以及潮润的点法，又具自己独有的风格。
有道是董源之画“山水江湖，风雨溪谷，峰峦晦明，林霖烟云，与夫千岩万壑，重汀绝岸，具有使人“寓目于其处”之感，观之果然。
董源山水画此接着说对“一度画界”之说法的感想，是没弄明白西洋人怎样评价我们对其文化的主动接受。是对我们的大度和包容表示钦佩，对我们偷快地放弃自己的传统表示鄙睨，对他们的文化入侵谋略终于有所斩获而窃喜，还是别的？
我们知道这么说，有被判为以一己小肚鸡肠之心，度彼西洋大人之腹的可能，所以赶快自我表白：我们是说，在考虑是否纳取某种文化时，作出决定的标准应该不是对等与否，而是优秀与否。所以人家是不是也接受我们的文化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有的国人，在判断某种文化优秀与否时，采用的衡量标准仅仅是一个方位的概念：凡是打西边来的，就一定是优秀的；凡是打我们自己地里长出来的，就一定是糟粕。这样作出的决定，我们有几分把握说我们是在吐糟粕纳优秀？
唐代画幅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-己之见，我们知道还有不少之见，都具高识。其中一种高识，是当今时代，还谈画的文化蕴涵干什么，还谈画的民族精神干什么，简直是迂腐孤陋之至。现在的画，花哨好卖就行了，就实现了画以及画家的价值了。对这种高识，我们是自甘望其项背。我们仍然固执地认为，追求文化蕴涵的画作，方是脱离了平庸的画作：追求文化蕴涵的画家，方是有出息的画家。
然而由五代入宋的巨然和尚是董源的学生，与他的老师和荆浩、关仝被并称为荆、关、董、巨，可见他在中国山水画历史。上的地位之高。正如《溪山兰若图》(局部)那样，巨然继承了董源的画法，笔墨秀润，布景多得天真之趣。沈周认为董、巨之作“得其性而后求其形”,这真是用中国的方式和标准，道出了中国画的三昧之评。
中国画把描绘山水风月的画，叫作山水画，西画把这类画叫作风景画。为什么描绘同一类物象的画，却有不同的名称，仔细地请教过书和人，然尚未得到指教。只好推想：应该与中西文化的传统不同相关，而且这个相关还很密切。又担心是不是翻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也是不得而知。于是顾不了许多，只好一意孤行，说我一己的推想。西画之风景画的名称，能不能理解为就是在描绘客观的风光景致？我的理解是能。因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，为了反对中世纪专制统治的黑暗，强调人的神圣性，即人的尊严和价值。沿着这一条线索，把人从自然整体中分离出来，视人和自然各自独立。
然而故西方人作画，就是旨在画你，没有互为主客的问题，因为两者各自独立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则历来强调“天人合一”。道家主张一切顺应自然，反对人为，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即使是谈论人，也肯定人的自然本性、常性，反对仁义礼智等社会属性。即使主张恢复周礼的儒家，其祖师如孔子者，在听了他的学生曾暂所言之志后，也忘记了为师者的尊威形象，喜形于色，“喟然叹曰，吾与点也“。他的学生其志若何？是”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而且，这位孔老先生居然还把他终生追求的“复礼，与山水联系起来，说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。
传统花鸟画所以自然的山水，对于中国文人来说，绝不是如同“体物”那样简单。自然山水与人；不各自独立，而是混淆为一体。就像庄周梦蝶一样，蝴蝶在人的梦中，焉知人不在蝴蝶梦中。也不是烦闷了到山野中去游玩游玩、散散心那样简单，而是寄情一寄情于山水。中国的文人自杀率低，多亏了有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两本书，因为情可以寄。寄于山水，不自杀也可以做到眼不见心静。中国文人，先在仕途上摸爬滚打，以期光宗祖，然后因不谙官场道理而败下阵来之后，不归隐山林，不在山林中找到最后归宿的有几个？不多的那几个，虽不归隐却仍然寄情，如郑板桥，在院子里种竹子，在宣纸上也画竹子，再加上兰花。
参考资料《中国国画名作讲》